文珠法师讲述
为敏智老和尚上生周年纪念而作
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。中日战争，抗战胜利后，年少无知的我，被送上英国轮船，随同海仁老法师到香港，寄居大屿山研习经教。后因时局影响，家师接济中断，道粮不继，被迫下山，正当惶恐无依之际，喜闻敏公导师，在九龙觉荫园讲经，遂与同学数人，奔投座下，亲承教诲；但当我们学兴正浓之时，讲经法会，却宣布圆满结束。当时几位长老，不忍坐视我们各散东西，前程茫茫，因乘鹿野苑明常老和尚来探望老当家妙通师公之便，请他办佛学院栽培我们。幸得明老慈悲，允于郊区摄提精舍办学，命名‘正心佛学院’，自任院长，教务则由敏公导师担任。另请二位老师，教授国文及英文，学生人数，暂定十名，学习时间三年，教师是义务授课，不受薪金，学生零用钱，则用奖励方式，每月举行作文及演讲比赛，第一名奖金港币二十元，第二名奖金十五元，第三名至第十名，各得十元。为了学生专心学习，学院不做法会，也不应酬佛事，一切开支，由院长个人负责。原则拟定，立即择日开课。开学那天，到贺的嘉宾还不少呢！
正心佛学院，设在郊区，环境幽美，空气清新，前有花园，后有青山，左有溪涧，右有田野，舟车不到，出入取道于田园小径，寄迹其间，真有世外桃源之感，正是潜心研习的好地方。由于原住户尚未迁出，我们八个年轻的比丘尼，被安置在一间安放著四张上、下床的小房中，日以继夜，勤苦修学。
开学不久，英文老师移民美国，国文老师，亦因交通不便辞职，便由敏公导师身兼数职。幸而导师国学渊博，四书、五经，诸子百家，无不精通；使我们既能畅游佛法大海，饱餐法味，又能饱读诗书，尽享古人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敏公导师，不但希望我们能‘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’还希望我们寡欲知足，发奋图强，要求我们既做到‘贫穷不移，富贵不淫，威武不屈。’又要做到‘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自省。’每以‘彼大丈夫也，我大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’‘舜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’‘不义而富贵，于我如浮云’等至理名言，鼓励同学，敦品励行，力争上游，切莫‘依世起倒，随俗浮沉。’我们也能遵师重道，励志向学。正如永常同学所说：‘我们天天听到的都是‘道德经’。特别是：‘做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一定要有骨气。’这两句话说得多了，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，养成一身骨气，壮志凌云。自强不息的我，一向不肯应酬，不肯攀缘，不肯向权势或金钱低头，正是一身骨气使然。
导师见我们心无旁骛，专志向学，认为孺子可教，虽身兼数职，（佛学、国学、教导、训导）不以为苦，反而乐在其中；每对人言：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一乐也。’
所以毕业特刊中，文玉同学在她写‘任重致远的正心’一文中说：‘正心是穷，不但学生穷，老师也穷；不过我们不会因穷苦而辍学，老师也不会因穷苦而辞职，我们在这清苦的环境中，益加发奋努力。他有一种作之君的涵养，有一副作之亲的慈祥面孔，更有一种作之师的教学技巧及敬业精神。他为了佛教，为了培育后学，负起百年树人的神圣使命，不避艰苦，在极贫穷困苦中，以无限的热忱教导我们…。正因为正心佛学院，有诲人不倦的老师，有学而不厌的同学。一方面老师循循善诱，以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的精神，教导我们；一方面同学也能抱著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的大志，勇猛向前。在两者互相策励积极进取中，竟使正心佛学院，成为一个精神丰富的堡垒…。’
庆严同学也在‘来正心求学记’一文中说：‘我们的法师是位道高德重，超然拔俗，胸罗万象，精通三藏的典型导师，也是华南僧伽教育的先锋，他为教为人，负起作育僧材的艰巨任务。“他常说：中国佛教已到日薄西山的时候，欲想振兴佛教，非提倡僧伽教育不为功。所以我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上不负佛陀，下不负自己…。”法师别具慧眼，为教精神，超群拔伦。我们同学，也能刻苦学习，环境愈恶劣，进取心愈坚强，为了充实自己，为了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，终日埋头苦学、实修…。’读此，可知我们同学心目中的导师，是何等的崇高而伟大？而同学们又是何等的励志向学、力争上游？可说：‘正心佛学院’的导师－－敏公，其为教作育英材的敬业精神，极不平凡！而学生们自励自强的学习精神，也不平凡啊！
正心佛学院，在五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界，是史无前例的，像是黑夜中的火炬，格外明亮。有人欢欣鼓舞，也有人怀疑妒忌。‘事修而谤兴，德高而毁来。’自古已然，于今尤甚。特别是那些‘已不修而恶人之修’的人，加以头脑中充满‘重男轻女’的毒素，竟然不择手段，蜚短流长，内忧外患，接踵而来。
正心佛学院备受攻击，究其主因，在于‘尼众’二字。在思想偏差的人看来，比丘尼怎么值得栽培呢？最后竟致院长的法眷属出面，要求院长立即解散正心佛学院，改在鹿野苑另办男众佛学院。正如印顺老法师在《佛法概论》中所说：‘二千多年的佛法，一直在男众手里，不能发扬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，不能扶助女众，提高女众，反而多少倾向于重男轻女，甚至鄙弃女众，厌恶女众，以为女众不可教，这实是对佛法的歪曲。’我们这一群年轻好学的比丘尼，就在这种歪曲佛法的偏激思想攻击下，险些成为牺牲品。幸而院长深明大义，坚守诺言，虽然另请竺摩法师，在鹿野苑办栖霞男众佛学院，但仍然继续负责正心佛学院的经费，直至我们毕业为止。
同学们在院长那种：‘猝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’坚忍宽恕的精神感召下，在导师殷殷企盼，亲切鼓励中，重整旗鼓，以不屈不挠的斗志，继续向波涛汹涌的学海航行。虽然，有人妒火末熄，仍然谗言中伤，但我们都能处之泰然，坚守学习岗位，不为所动。
岂料外患刚息，内忧又来，有位同学，来自中国东北，年纪大、学识差，每次考试，稳坐末席。又因语言不通，怀疑同学们讥讽她，初因误会而争执，继因妒忌而挑拨离间，最后，竟敢在导师之前谗言谗语；不幸谗言中伤的对象，竟然是我。因为当时的我，已有六年佛学基础，且善于速记，每听课完毕，即誊写笔记，借给同学们阅读，应付覆讲。又因体弱多病，为争取最高奖金，支付药费，不得不忘餐废寝，找资料、写文章、背讲词，日以继夜，不敢稍懈。是以每次比赛结果，必得首奖，相形之下，益令她妒火中烧。至此，同学间失去亲善和睦，师生间不时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造成困扰。幸而后来她知难而退，而我们也一本初衷，在平息内忧外患中完成学业。
三年后，我们毕业了，正心佛学院也就宣布结束。佛教史上，可以说是在僧伽教育史中，由尼众奋斗所激起的火花，随即消逝。
同学们各奔前程，敏公回到山上，又展开他不平凡的工作。我为了一纸文凭，不得不以出家人身份，考入中大前身的‘联合书院’，攻读社会教育；那些少见多怪的人，又起风波，视我为叛教罪人。我一气之下，便与圈中人士谢绝往来，不免疏离了院长、导师。我寄居友人土库，除了考取孟氏奖金缴交学费，就靠投稿报章，维持生活，饱受精神压力及物质困乏的苦恼。有位读者，几经波折才找到我说：‘读你的文章，以为是一位高僧，原来你是个尼青年，毕业了，有何打算？’我说：‘希望去日本深造’。于是在这位热心的读者资助下，前往日本东京大正佛学研究院深造。回港后，又接受政府师资训练，然后展开弘法工作，组织佛教青年会，创办义务教育。公余课后，从事写作，又在香港政府大会堂公开布教，主持佛学讲座。可是又有人骂我，公开布教，志在招摇，用黑板讲解佛经，点点笃笃，太不尊敬。岂料不久，骂我的人，竟与我争租大会堂讲经，给我无限的欣慰与鼓励，因为长老们终于觉悟了，而肯步著我的后尘啊！
导师自从主管天宁佛学院开始，就以弘扬佛法为职责培育僧才为己任，其间，几经战乱，流离失所，然其志不移。回忆五十年代，从中国内陆涌到香港的僧众，实在不少。由于生活所逼，有人办道场、做法会，也有人改变立场，投入社会谋生。但导师初到香港，虽然居无定处，食不温饱，却能坚守弘法利生，作育僧材的初衷，出则讲经说法，入则闭门修身，尊德性，做学问，与世无争。我们的院长，正是被他的操守及敬业精神所感，才请他主持正心佛学院。
当年，战后的香港，经济凋零，民生艰苦。院长限于财力，不敢多招学生，我们也为了节省伙食开支，往往在课余饭后，跑去后出捡野菜，或到农人田园拔菜头。导师照样与我们共尝菜根香，一粥一饭，皆与同学们共过堂。从未独享一顿丰富的供养，有的，只是同学偶在菜地检来一个蕃茄，供师作饭后水果。此外，一切糕饼、油
条，点心，水果，甚至一块面包，一杯奶茶，都是属于奢侈品，可知当时我们生活的清苦，可是导师，竟然与同学们同甘苦，共患难，为的是尽其教育后学，作育僧材的职责，使我们完成三年的学业，这种‘贫穷不移，威武不屈’的敬业精神，怎不教人五体投地，敬佩不已？
我们毕业后，他回到山上，困居斗室，既无足够的房舍，亦无学生追随，更无经济支持，实在欠缺办学的条件，但导师却凭其敬业的精神，又竖起‘内明佛学院’的旗帜，天天讲经；住在附近静室的比丘尼们，也就天天来听经，当学生；又是老师穷，学生也穷。
我从日本回来，执教于道慈学校时，曾听说：某居士每到茶楼，收购过时廉价面包，晒干了，送上山给导师作粮食，我就联络同学们，每月每人供养拾元，虽然杯水车薪，但亦聊胜于无。
后来，导师与洗公合作，改内明佛学院为书院，扩大招生，学生不限出家人，结业后，洗公又将内明改名能仁书院，迁往九龙市区，另设校舍，导师又回到大屿山，但仍然不忘教学。每周都有几天，要下山授课，先走十多里山路，然后乘轮船，坐巴士，途中耗费大半天的时间。但他风雨无阻，此种敬业精神，岂是一般人望尘可及。
导师来美后，敬业精神，一如往昔，虽因洗尘法师请他主持道场，但仍不忘讲经说法，教育后学。直至最后，还将其所有，全部奉献于教育事业。
导师在电话中告诉我说：香港x德来，已经决定接管中心了，但当我告诉他，中心的钱，他不能用，要留作教育基金，他就推翻诺言，不来了。’近年导师座下，亦有弟子愿意出家，又因导师对他说：‘不可动用常住的钱’，因而发生误会，不欢而散。原来导师在一九八五年，早已预立遗嘱，主要内容是：‘余在海外，信土布施，积年所得，约分为二：一为现金，组织保管委员会，全部拨作奖学金；一是香港的不动产，或选人住持，弘扬佛法，或变卖现金，一部份捐塑佛像，一部份拨归奖学金…。’导师心心念念，若公若私，都是奖学金。然则面对继承人选，首先声明，不许动用常住的钱。以免他日，继承人与遗嘱执行人发生争执，实属明智之举。可惜，却因此导致‘后继无人’的局面。虽然如此，十多年来，他仍不肯修改遗嘱，可见其为作育僧材，及救助失学儿童的意志，是何等的坚决，何止‘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’，百年之后，遗志仍在教育。呜呼，伟哉！
导师生前，勤劳忍苦，自我牺牲，为的是教育，死后倾其所有，全部奉献，为的也是教育。这种为教为人的敬业精神，可谓惊天地、泣鬼神，真令人感动，令人景仰！
敏公导师，不但敬业精神，令人感动，其特殊的德行，更令人敬佩不已。我们可以从其律己、处世、做事各方面去体会他不平凡的修养。
（一）戒行严谨
导师律己甚严，凡认识导师的人，无不公认，导师戒行清净。虽然导师的学生，以比丘尼居多，但导师行为光明磊落，不欺暗室，可鉴鬼神。所到之处，正气浩然，威严摄人。记得在正心佛学院，导师订立规则，要同学们严格遵守。师生之间，永远保持距离，除集众授课，非时不见，如要求见，必须结伴同行；除了报告或请益，请勿多言。习惯了，直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曾为学生的我，仍然不忘昔日遵守的规则。每去纽约，不是家师陪同前往，就是小徒跟随。记得导师动手术那年，住在长岛休养，家师还未来美，唯有请会计师夫妇同行。导师来洛杉矶，总是独居山中，凡有接送，必须三人同车。小徒见我，每对导师，不敢多言，因而问我：‘为甚么这样怕老法师？’我说：‘不是怕，是老规矩。’
有一次，导师由港返美，途经罗省，刚好香港宝莲寺的智慧法师在，我就请他陪伴导师住慧思精舍，后因赶乘早上班机，我一早开车上山，他们已在吃早点了，我急步而入，导师见我，立即用责备的口吻问：‘你一人来？’及见丁老太随后而至，始面露笑容。其实，即使我一个人来，还有智慧法师在呀，何况，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，还要遵守昔日做学生时代的规距？可是导师就是这样，‘择善固执’，奈何！
（二）言行一致
导师每以‘一言兴邦、一言丧邦’教诫同学，要求同学们‘敏于事而慎于言’，不要多言，不应夸言，不可妄言，不轻诺言，以免‘祸从口出’。还要做到‘听恶言则喜，而思改过；闻善言则拜，向其学习。’导师自己亦能以身作则，言顾行，行顾言。在《做人之道》一文中，导师针对时弊，痛陈利害，最后劝勉同学，‘不在徒口言，唯重实行，不以事为对象，唯以佛教为主体，我能力所及，我应为佛教作事，我为佛子，不为佛教服务，又何为乎？重实际，不重虚名，同我者来，不同我者去，多力则多作，少力则少作，无力则退而作一人之修持。佛教教育已为今日刻不容缓之事，能教一人，则教一人，能教二人，则教二人，不论他非，唯求已是，由点而线，由线而面，基础既立，再以扩充，则佛教之颓风，末始无振兴之一日…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稍懈，不计功成与否，唯求心安理得…。’征之事实，导师的确尽其毕生精力，为佛教百年树人而努力。今在世界各地弘法、执教的学生，就是导师‘言行一致’最有力的见证。正如导师所言：‘上不辜负佛陀，下不辜负自己’，这种言教与身教并重的特殊德行，能不令徒窃虚名，不重实际的人，感愧汗颜？
（三）自奉甚俭
导师个人生活，不仅勤劳忍苦，且自奉甚俭。八十多岁的老人了，每天除早晚课外，还定时诵经，持咒，及讲经说法，教导后学。常住一切寺务、法务，事务，皆亲自执行。天天吃周日法会剩余的饭菜，不以为苦，从不讲究饮食营养，更不讲究物质享受。记得六十年代，导师下山到能仁书院授课，必手挽纸袋，盛放课本与笔记，我恐其笔记，在风雨途中散失，特为购买一个充皮的黑袋，供给使用。岂料导师一九七三年来美国，仍挽此黑袋。一九七六年来主持圆觉寺改建落成，也是用此黑袋。八十年代，回中国探访祖庭，还是挽此黑袋，直至一九八七年，与大闻由港返美，途经罗省，我始用一轻便的黄色旅行袋，换下此破旧不堪的黑袋。
有一年，我去纽约，恒定师对我说：‘法师的衣服都破了，没有衣服穿了。’我一看那补了又补的衣服，竟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在觉荫园讲经时，证伯所做的衣服。证伯已作古多时了，此衣仍穿在导师身上。后来我去香港，特为导师选购衣料，请裁缝做了一箱子衣服送来，可是导师除了挑几件棉质的衣服穿著外，其余长的、短的、厚的、薄的、深的、浅的、毛绒衣服，原封不动，放在衣柜中。由此看来，导师是何等的重精神，轻物质，贵学问而贱享受。这种勤劳节俭，寡欲知足的德行，谁能与之比美？
（四）淡泊名利
导师处世，淡泊名利，唯仁义是尚。每言：‘汝有汝富，我有我仁，汝有汝贵，我有我义。’自己不贪图富贵，不追求名利，亦劝勉同学，不可‘汲汲于富贵，戚戚于贫贱。’世间正人君子，尚且不可以急功好利，何况出家学佛，岂可趋炎附势，唯利是视？事实上，导师一生，从未涉足名利场所，亦不参与政治活动，身边虽然‘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’，可是从来不曾出现达官贵人，遑论护法，供养！
一九七六年，导师来圆觉寺，见墙上挂著一枚政府奖章，立即不悦，追究此物来源，我唯有据实以报。
因为一九七五年，我主持美西佛教会，适逢越南难民来美高潮。六月十九日，有位从难民营出来的华侨，来圆觉寺拜佛，请我伸出援手，救助困居难民营的越南华侨。因此，每逢星期六、日，我一早准备好饭菜，等待招、王、谢、陈四家人来，连同我，五部满载饮食、衣物、药品及日用品的汽车，立即浩浩荡荡出发，经过二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车队停在难民营附近的公园，十多位慈悲使者，早午餐同时进食。然后排队登记，领取入营许可证，接著，一营又一营去慰问，讲佛法，念佛号，为他们祝福。然后分发带来的东西，直到黄昏回程，已是万家灯火了。于其中间，美西佛教会，担保三百多名难民出营，协助他们重建家园，为青年人介绍职业，为老年人照顾医药，为小孩安排学校，给幼童赠送玩具，如是出钱出力，忙了数月，直至难民营关闭为止。
罗省市政府有位华侨小姐，将实情报告市议员，因而颁发此奖章，并刻字以记其事。同时我又出示全体难民赠送的观音像，旁有中文注明：‘吾等华侨，侨居越南为时甚久，各有家业，平时笃信佛学，虔诚供奉观世音大士，惟遭逢这次兵变，而家破人亡，失散流离，逼于犯险，驾轻舟，涉重洋，逃离是非地。每逢危难，频呼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v，卒能化险为夷，平安逃抵美洲。窃念吾侪这次逃难，其经过辛酸苦楚惊骇，难以言宣，心有余悸，现虽平安暂居异域，为念将来，不知如何自处，傍徨万分。幸罗省美西佛教会文珠大师，不时率团宣慰，捐赠药品衣物，恤助孤苦，或介绍职业，保领谋生，使吾侪重尝人间温暖。大师所作所为，好比菩萨心肠，令人钦佩，感颂之余，特选绘观世音菩萨真容乙幅，敬奉美西佛教会纪念。时在乙卯仲秋。加州彭兰顿越南难民营全体华裔难胞敬送。’
导师细读其文，始转怒为喜的说：‘我以为你参加政治活动，领取奖章，原来是行菩萨…。’接著，又是一番处世做人的大道理，最后还教我，凡事应‘正其义而不谋其利，明其道而不计其功。’而我亦能秉承师训，美西佛教会，除初一、十五、及诸佛菩萨圣诞，领众诵经念佛外，不应酬佛事，不攀缘权贵，虽然常住收入很少，但若能‘寡欲知足’，亦可以‘安贫乐道’。何况多余时间，可以读经、写经、讲经，亦上不负佛恩，下不负自己。
（五）因果分明
导师做事坚持原则，不昧因果。每对同学言：‘山可崩，海可枯，石可澜，天可堕，而因果之理，无或能变。’可知导师是何等的重视因果？正因为导师非常重视因果，所以他不肯随便动用常住的钱，更不允许他人侵损常住。可惜他人不了解，误以为导师重视金钱。导师岂是重视金钱的人？如果导师重视金钱，当年初到香港，若投入名利圈中角逐，今已是身价亿万的富僧了。可是导师当时，虽处于极其穷困中，却弃名利如敝屣，视富贵如浮云，从不肯应酬，更不肯高攀显贵，宁可躲在大屿山，饮水充饥，也不肯为斗米而折腰。还有，导师的一生，除了在道义上为筹建庄严寺，向人募捐外，从来不化缘，不炒股票，不买卖物业，不投资企业，谁说导师重视金钱？导师主持观音寺，不拿单钱，不要常住供养金，一切正常收入，涓滴归公，甚至连弟子们供养的果敬、政府补助的福利金，全部存入常住银行户口，留作奖学金，这种为教为人，公尔忘私的德行，当今之世，能有几人？
导师自己重视因果，也重视不昧因果的人。也许经过数十年的观察，知道我是知因识果的人吧！因此，导师生病之初，即召我去，嘱咐一切，委以重任。当我表示力不胜任而力辞时，导师立刻声明，若我不肯继任住持，他亦不放心其他新任住持掌管财政，只好组织‘经济管理委员会’，共同管理今后观音寺的财务。当时，我深恐影响导师的决定，不敢多言，也不敢再去探望。岂料导师，早在十多年前，已委任我为遗嘱执行人之一。而今又要我加入经管会，临终又将保险箱独授权给我，令我责无旁贷，唯有遵命，执行任务。可是，竟然因此发生许多不可以理喻的事，又是内忧外患，满途荆棘，障碍重重。进耶？退耶？莫适所从。
最后，因学长们责以大义，使我在责任感驱使之下，不得不面对现实，委曲求全，执行遗嘱。但遗憾的是，未能全部拨作教育基金。因为逼于现实需要，不得不提取部份作遣散费，储备金，及建塔之用。此外，再不敢动用分毫，全部用于教育方面，捐赠各地佛学院，参加中国‘希望工程学校’，建设校舍，救助贫苦失学儿童，以及发放奖学金，以遂导师之遗志，使导师为教育而教育的敬业精神，永存人间，千古不朽。
现在导师上生已经一年，除第一份协助僧伽教育的捐款，已于十月，托印海长老，亲自送交普陀山尼众佛教学院，以及我们香港同学集资筹建敏智纪念学校，将于明春落成启用外，敏智老和尚纪念文化教育基金，今正在申请注册，至于印心纪念中学，亦在进行中，虽然，建校资料被人搁置多时，甚至宣布遗失；不过，导师！请放心吧！您常教导我们，受人所托，忠人之事。我誓必奋勇向前，履行任务，完成使命，不负所托，以报吾师教导与信任之深恩，唯愿吾师在天之灵，明察护v；更愿吾师早日乘愿再来，提倡僧伽教育，使佛教慧命起死回生，不胜心香祈祷！